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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者就如同家人一样’

百汇癌症中心医疗主任洪炳添医生谈到了他的工作以及他对这个职业的希望。

你为什么会选择成为一名医学肿瘤学家？

在我完成培训后，原本打算进入心脏科，因为当时的心脏病学是非常受欢迎的。

但是，医务处主任柯顺美找我谈话，并解释说新加坡迫切需要开展三个新的医学学科——肿瘤学就是其中之一。

他说他需要有能力的能够带头的人，并且他承诺我可以先试着干六个月。“如果你不喜欢肿瘤学，你还是可以去心脏病学。”他答应我说。

六个月之后，我告诉他，肿瘤学很有趣，我要继续留在肿瘤学。

那个时候，医学肿瘤学在新加坡是一个全新的学科。还没有医学肿瘤学科室。我在新加坡中央医院（SGH）呆了一年，获得了去休斯敦MD安德森癌症中心学习的奖学金。

在那里的时候， 我遇到了斯坦福大学医疗中心的索尔罗森伯格教授，他给我提供了一个斯坦福大学的奖学金的名额。他告诉我，我将会是第一名海外奖学金得主。

我于1990年回到新加坡，两年后，我成为了新加坡中央医院医学肿瘤学科的创始人。事实上，我是当时新加坡中央医院唯一的一位受过专业训练的医学肿瘤学家。

当我1997年离开新加坡中央医院的时候，全新加坡都只有20名医学肿瘤学家，而新加坡中央医院就占了12名。

如今，新加坡有超过100名训练有素的医学肿瘤学家，其中有三分之二都在公众部门工作。我很自豪我有机会能够为新加坡医学肿瘤学家的培训发挥到作用。

对于你而言，典型的一天是什么样子的？

通常情况下，上午7点前我会赶到医院看我所有的住院病人。上午8点30分或9点之前，我会开始我的临床工作，我将一直工作到下午6点左右。回家吃晚饭之前，我会顺便去给一些病情较重的患者做个检查。

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我都在诊所。星期六和星期日，虽然我没有诊所工作，但我仍然会查房。甚至当我不在诊所或医院的时候，也可以通过24小时的电话与我联系。 只要我人在新加坡，即使在凌晨3点，患者都可以随时联系到我。

除了做医生外，你也是百汇癌症中心的医疗主任。你是如何平衡这些角色的？

就我个人而言，我的主要角色是医生。 我大约90％的时间都花在照顾患者上。 况且所有被招募进入百汇癌症中心的医生本身都是非常高级的顾问医生，所以作为医疗主任，我的工作与其说是监督不如说是行政管理。

我会为团队将要发展的方向提供一些指导意见，并且我有一个非常好的高资历合作伙伴团队，所以我能够更专注于我的患者，这也正是我真正喜欢的事情。

对于任何一位医生而言，一路走来不可避免会经历患者去世。你如何在情绪方面和心理方面应对这种情况？

我们与一些患者非常地熟悉，他们几乎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情绪上不受到影响是很难的。我记得有一个患者，雷切尔，30岁出头的时候去世了。当我写死亡证明的时候，我哭得很厉害，以至于写的东西都模糊了。

但是作为医生，我们总是要设法保持客观以及某种程度的冷静。如果不那样，我们大多数人到头来情绪都会十分糟糕，无法正常工作。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我会祈祷。我是一名基督徒，但是我尊重所有的选择——我相信人们应该被允许以他们认为正确的方式去寻找安宁。

你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下班后以及周末，你一般做什么来放松身心？

我很高兴地说，尽管我长时间地工作，我依旧拥有幸福的家庭生活。我有四个孩子，其中两个已经参加工作。我的孩子们都是我的朋友。我的女儿刚刚结婚，许多来参加婚礼的人都说我们是亲密的一家人。

我非常感谢我的妻子，她在确保孩子们努力学习以及培养他们良好的价值观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的孩子们很有同情心，他们对穷人、病人和老人都非常怜悯。

至于放松，我喜欢阅读、看电视和电影、打打高尔夫球。星期天要做礼拜。做完礼拜之后，我和我的妻子会去看场电影。

我也是个吃货。我喜欢新加坡的街边摊——虾面、潮州粥、Samy’s 印度咖喱。 事实上，每个星期六，我和我的妻子都会在Samy’s吃午餐。

至于星期天的晚餐，所有的洪氏兄弟会轮流在家里或外面请客吃饭。

你对你个人以及职业的未来有什么希望？

显然，我们都期待更好的治疗和更好的结果。最大的问题之一便是患者如何负担治疗费用。药物的价格一直在上涨而不是下跌。我们想要新药，但我们也希望患者能够从新药中获益。我们认为医疗保险是一条应该要走的路。

关于癌症，你希望公众和患者能更多地了解什么？

过去，癌症是无法击败的，是生命的终点。现在，有些人可以有希望被治愈，其余的人也可以通过治疗来控制癌症并延长生命。

我最开始接触肿瘤学的时候，可以用的药物屈指可数。

如今，由于化疗、激素疗法、靶向治疗和免疫疗法的运用，已经有数百种可以用的药物；该领域已经处于爆炸型发展的阶段。

癌症治疗研究花费了大量资金，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果，近五年来影响了许多癌症患者。

所以人们永远都不要灰心。现在很多人与癌和谐共存。如果你正在接受治疗，你也可以享受高质量的生活，因为疾病是可以得到缓解或控制的，虽然它不能和被治愈了一样。

你曾经被停职八个月，现在回到实践工作中，感觉如何？

我有一些担心但也很期待。我感到担心，因为我现在认识到单靠善意可能不够。

在我的整个实践工作过程中，每当到了关于采用哪种治疗方案方面为患者提建议的时候，我总是采用尽量简单化的意见——想象在我面前的患者是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或我的兄弟。我尽量使之简化——如果你是我的父亲，我认为你应该去做手术或进行治疗。

我现在认识到，医学实践可能已经发生改变了。对于绝大多数患者来说，这种方法仍然适用，但是从法律的观点来看，这也许不是正确的方法。相反，现在要求的是提出所有选项，帮助他们理解这些选项，并让他们自己决定他们想要选哪一种。

从今往后，我会多多少少地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我将给病人提供选择，我也会尝试着引导他们，让他们知道我认为的最适合他们的方式。但我仍然会把病人当作家人一般对待，而不是可能的诉讼当事人。

叶吉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