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知情同意所引发的医疗纷争,往往反倒会促使医生更倾向采取防御性医疗。值得庆幸的是,有个病患选择相信主治医生能为自己作出专业且正确的决定。

忘不了2012年12月的一个早上,为了高庭的一个判决,我和身边的好几位医生都松了一口气。有位麻醉师被控为病患进行全身麻醉时伤了患者颈部,结果高庭判他无罪释放。

这场官司,打了足足39天。

事发的时候,患者35岁,怀着第六个孩子,正准备接受手术剖腹生产。这位妇女申诉麻醉师在手术前把呼吸管插入她气管时弄上了她的颈部,导致她之后持续感觉颈背疼痛,手脚麻痹,也影响了平衡感。

这位妇女决定起诉麻醉师,指麻醉师未征求她的知情同意,就为她进行全身麻醉。

就医疗经验来说,每每一出现什么状况,或者治疗结果出乎患者意料之外,知情同意这个问题几乎总会浮现。

可是,其实每一种手术,以及绝大多数的疗程中,都多少存在一定的风险。但医生真的可能、或者应该让病人完全清楚每一种手术、每一种药物,可能发生的所有状况吗?

淑慧自1995年就来我这里看诊了。她当时患上的是第四期恶性淋巴瘤(非霍奇金式淋巴瘤),与前总统王鼎昌的病情有点相似。

恶性淋巴瘤也分好几种,基本上区分为生长较慢的低度淋巴瘤和快速生长的高度淋巴瘤。

淑慧在1995年7月第一次来看诊时,我们确认她的淋巴瘤属于低度,但因为已经蔓延到了骨髓,严重性已属第四期。

虽然淋巴癌很难完全根治,但治疗机会很高,大多数患者都活得更久。但问题是,低度恶心淋巴瘤随时可能转型为高度恶性淋巴瘤,每四个患者中就有一人会出现这种现象。

果然,淑慧的淋巴瘤在2002年1月变质了,我们为她新发现的肝肿瘤进行活组织检测,结果证实淋巴瘤转为凶性。我们随之为她展开四个月的强烈化疗,总算成功消灭了高度淋巴瘤。

到了2007年,她右腋下出现了一个淋巴结,经活组织检测,证实低度淋巴瘤依然残留体内。

到了2012年11月,我们又在她的腹部发现了另一个淋巴结。我只向她说明我们必须把一根针管插入淋巴结,抽取细胞让病理学家检验。我并没有解释整个程序的每一个步骤,她毕竟也是“身经百战”了,至少分别在1995第一次来找我时,以及之后在2002年和2007年先后接受过好几次活检。

活检程序由一位介入放射师在成像制导下负责进行。换句话说,放射师在把针插入体内之前,会先从电脑断层扫描中“看到并锁定”淋巴结位置。

考虑到牵涉到知情同意的医疗官司特别多,这位介入放射师不厌其烦地向淑慧清楚解释一切可能的风险,如刺穿肺部、胰脏、肠,出血,受感染,可能需要紧急手术,以及可能致命。

他的做法在理论上完全正确。

可是放射师形容的这一连串风险,却把淑慧给吓坏了,她马上打电话找我。

她劈头就问:“洪医生,我该怎么办?”

我回答:“上吧!”

她于是放心地跳上手术台,让放射师顺利完成活组织检测。

结果是,她体内的原来只是低度淋巴瘤,根本无需接受任何治疗。我们都松了一口气。但也就在这个时候,我想起了2012年12月的那场官司……如果这次也出状况了,结果会如何?

我想自己的脑袋可能不保了。但我从1995年以来就为淑慧看诊了,相信她对我有足够信任,相信我会为她作出正确决定。

的确,这份信任是经过几十年才建立起来的。但换作面对的是任何一位新病患,我希望这份信任也同样存在。

我打从心底相信,我们身为医生,必须有良好的临床医学行为;应该时刻谨记,安慰和抚愈,永远比防御性医学来得更重要。

文:洪炳添医生
译:林琬绯